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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父亲是否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斗和屠杀?

2019-5-18 22:48| 发布者: 卢荣军| 查看: 314| 评论: 0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我与父亲相关的记忆有很多。不论怎样,从出生开始到我十八岁离家,作为父亲和儿子,我们共同生活在不太宽敞的家中,在同一个屋檐下,因此,理所当然的每天一同起居。我和父亲——恐怕就像大多数人的亲子关系那样——有快乐,也有矛盾。不过,到今天,还有很多事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常被唤醒。可是为什么不是别的事,而是一些特别日常琐碎的故事呢?

被迫卷入侵华战争
       在这其中,有一处记忆令我印象颇深。每天早上,在吃早饭之前,他会面对佛龛很长时间,闭着眼非常投入地念经。其实,那个也不算佛龛,就是一个放置菩萨的玻璃小盒子。那个小菩萨被雕刻得非常漂亮纤细,放在圆筒形的玻璃小盒子中间。这个菩萨后来怎么样了,我并不知道,父亲去世之后,我就没有再看到这尊菩萨。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个菩萨不见了。然而,直到今天,我的记忆里还残存着那个菩萨的印象。
       父亲为什么不是大大方方地去参拜佛像,而是面对那个小玻璃盒子念经呢?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一天是以念经作为开始的,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习惯,对我父亲而言这一定具有重大的意义。据我所知,他每天如此“念经”(父亲称作“おつとめ”),从不懈怠,谁都不能阻挡他。在父亲的背后,会传出单调的声音,让人感到一种严肃的氛围。我认为,父亲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每天的习惯”,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为了能够让他通过这一行为,集中自己的精神。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叫我到他的面前。他说,你知道我是为了谁念经么?我是为了很多此前战争中的死难者。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是的我的战友,还有作为“敌方”死去的中国士兵。父亲并没有详细地讲述具体情况,我当时也没有再详细地追问下去。我觉得,或许当时父亲并没有非常阻止我去追问,如果我去问他,他或许应该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我没有去问他。恐怕就我自己来说,应该有些什么事情在阻挡我去问他。
       在这里,我先稍微介绍一下父亲的生平。父亲大正6年(1917年)12月1日出生在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的“安养寺”,那里是净土宗的寺庙,他是寺庙住持的第二个儿子。应该说,父亲那代人,其实是非常不幸运的一代。当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短暂的和平时代——大正民主时代——已经结束,迎来的是昭和时代混乱的经济状况,以及不久开始的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全部被卷入了进去。然后,到了战后,他们还要面对巨大的混乱和贫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在那个时代生活下去。作为悲惨时代里的一个普通人,父亲必须要承担这些。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是村上弁识,他是爱知县农家的小儿子。除了长子以外,其他男孩子都必须要有安身的地方,于是祖父就到了附近的寺庙出家修行。祖父最终成为了优秀的孩子。他作为这个寺庙的小和尚和见习僧人,通过修行,不久就成为了京都的安养寺住持。安养寺有四五百家施主,作为京都最大的寺庙可以说是非常瞩目的。我父亲弟兄六个,其中三个人是在军队任职,是奇迹也是幸运,他们全部都没有战死、受伤,平安地迎来了终战。其中一个人在缅甸战场,跨越了生死之境;一个人在预科练特工队(译者注:1929年开始,日本政府从民间招募海军飞行员进行培训)活了下来;父亲呢,则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关于这个事情,我后面还会记述)。尽管这样,父亲兄弟六个人的生命可算是保住了。据我后来所知,六个人的孩子中,很多至少都拥有了做僧侣的资格,也都接受了教育。顺便说一句,我的父亲得到了“少僧都”(译者注:净土宗中僧阶的一种)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相当于僧侣中等偏下的职位,在军队里应该差不多相当于少尉。到了夏天盂兰盆节时期,兄弟们都会集中在京都,先按照惯例分头去拜访施主,然后到了晚上,大家都会出来,聚在一起大口喝酒。大概是因为酒对血管好吧。我在这个时期,记不清有几次和父亲一起去京都,京都的夏天热得让人受不了,穿上袈裟或骑自行车或徒步去拜访施主,是让人非常难受的任务。

后来父亲被分配到了第十六师团(伏见师团)所属的步兵第二十联队
       福知山连队本部驻扎的地方,是现在陆上自卫队第七普通科联队的驻扎地,至今门柱上还挂着“步兵第二十联队”的牌子。旧军时代(译者注:类似于军国主义时代)的建筑物还有所残存,变成了今天的“史料馆”。第十六师团主要是由三个联队组成的,分别是步兵第九联队(京都)、步兵第二十联队(福知山)和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三重县津)。出生于京都市内的父亲,并没有被分配在自己家乡的军队——驻扎在京都的第九联队,而是进入了遥远的福知山联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至今也不清楚。……我一直想要了解这件事,但是通过我的调查,我发现实际的真相和想象中并不一样。父亲其实并不属于步兵第二十联队,而是在第十六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十六联队。这个联队并不在福知山,而是在京都市内的深草·伏见,属于司令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父亲所属的其实是福知山第二十联队。这个理由,我后面还会详细说明。之所以我认为父亲属于第二十联队,原因是我花了长时间详细调查了父亲在军队的履历。父亲去世五年左右,我虽然认为事情不是这样,但是也很难对父亲的经历进行调查。

为什么?
       因为步兵第二十联队是在南京陷落之后第一个冲进城中从而“威名”远扬的部队。出身于京都的部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给人一种稳重有纪律的印象(实际上,这个部队会被讥讽为“公家的部队”。译者注:公家是旧时代对政府的称呼,类似于朝廷),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部队却在南京做出了这样臭名昭着、血腥的暴力行为。我长时间都有个疑问,如果父亲是这个部队中的一员,那父亲是否参加了攻占南京城的战斗呢?基于这个原因,我必须详细地调查他的从军记录。 在父亲的生前,他没直接讲过战争中的事情。父亲是在平成20年(2008年)8月,由于癌症扩散和糖尿病去世的,享年90岁,他是在京都的西阵地区的医院去世的。经过数年与病魔的斗争,他的身体已经变得相当衰弱,但是意识、记忆和语言,到了最后一刻也相当清晰。父亲进入军队的时候,是1938年8月1日。虽然步兵第二十联队以攻占南京而驰名,但那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37年12月发生的事。所以,父亲其实并没有参加攻占南京的战斗。当我知道了这个之后,我的担心一下子缓和下来了,感觉如释重负。
       第十二联队攻占南京之后,在中国各地都上演着激烈的战斗。第二年的5月,日军攻占了徐州,经过激烈的战斗又占领武汉,追击中国的败军向西挺近,即使在中国北部地区,战斗也仍旧持续着。父亲是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特务二等兵,1938年10月3日,从日本宇品港坐运兵船出发,当月6日来到上海。上岸之后,他们和步兵第二十联队一起行军。根据《陆军战时名簿》的记载,他们主要负责补给、警备的任务,以及在河口镇附近打追击战(10月25日),在汉水的安陆进行攻略战(转年3月17日),参加襄东会战(从4月30日到5月24日)。追踪部队行动的足迹,可以发现他们惊人的行动距离。他们没有机械化装备,燃料的补给也不是十分充足,唯一的动力只有马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战斗中行军,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在战场上,补给无法输送,粮食和弹药也逐渐不足,衣服也破破烂烂,在不卫生的环境中,霍乱等疾病开始蔓延,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牙医缺乏,很多士兵们都得了牙病。以日本有限的国力,想去占领广袤的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一座又一座大城市被武力占领,但是想要维持所有占领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阅读当时第二十联队的士兵们遗留下的手记可以发现,他们所处的状况是悲惨的。在他们的笔记中,有些人毫不隐晦地写了自己因参与屠杀而感到愧疚,但也有些人完全认为这些事没有发生过,他们认为这是小说虚构的情节。不管怎样,二十岁的父亲作为辎重兵,被这样送到了血雨腥风的中国大陆战场。顺便说一下,作为辎重兵,父亲肩负着为他人补给的任务,主要负责专门为军队饲养军马。对于当时的日本军队,汽车和燃料都供应不足,马是最重要的运送工具,甚至比士兵更加重要。虽然作为辎重兵,他们基本上不用直接上前线参加战斗,但是也并不是完全安全的。他们装备的是轻武装(很多都携带着普通装配刺刀的枪),很容易被背后偷袭,然后大量的牺牲。

对俘虏的中国士兵处以极刑
       曾经,父亲给我讲过,他自己所属的部队俘虏了一名中国士兵,然后对他处以了极刑。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么样的,当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其实并没有对我讲明,很有可能是由于事情过去得太久远了,前后的细节已经无法记清楚了。当时,我还在上学,是低年级学生,父亲给我讲处刑的情况时,语言非常平和。当中国士兵知道自己要被杀死的时候,他到底是大声吵闹,还是非常恐惧,或者一直闭着眼睛,静静坐在那里,然后被斩首呢?实际上,父亲告诉我,他一直抬着头,拥有不屈的态度。他说,他一直对那个被杀害的中国士兵充满敬意。我不知道,部队的其他战友是仅仅站在旁边观看执行死刑的过程,还是被要求参与。我的记忆很混乱,不确定是不是父亲讲述的方式过于暧昧。但是尽管这样,这些发生的事情,还是在作为士兵的他的心中产生了憎恨,冲击着他的灵魂。我认为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非常大的疙瘩。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杀人的事情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命令新兵和预备兵去处死抓捕的中国士兵非常常见。在吉田裕的书《日本军兵士》(中公新书)里面,记载了下面的内容:
      “藤田茂,从1938年末到1939年,作为骑兵第28联队队长,后来回忆了他对全体将校士兵的训示:‘作为战士,要想迅速习惯战争,杀人是非常快捷的方法,也就是说,它可以训练你的胆量气魄。所以我们最好要学会使用‘俘虏’。到了四月,有一些新兵会补充进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他们抓住机会,早早习惯强悍的战争”。“刺杀战俘,要比枪杀效果更好。”杀害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根本没有人对此有所考虑。父亲说,从1938年开始到1939年,作为新兵的自己刚刚来到中国大陆,一个下级士兵即使被强迫做很多杀害俘虏的行为,也完全不是奇怪的事。父亲后来回忆说,士兵开始是用枪上的刺刀杀死俘虏,后来是用军刀残杀。不管怎样,父亲回忆用军刀砍下人头时的残忍景象,在我心里留下了强烈的阴影。诉说这个情景,更像是我经历了一次体验。换言之,这件事在父亲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重的阴影——借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心灵创伤。作为儿子,我也受到了父亲这种感觉的影响,因为人的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于历史的这些事会感同身受。这种本质上的“联系”,在古代的宗教仪式里也有出现。听父亲回忆杀人让人感觉不快,不忍目睹,但又不得不作为自己经历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历史本身的意义又会是什么呢?
       父亲对于战场上的体验,几乎没有再说过什么了,他是否曾亲自杀人,或者目击了这种情况,恐怕自己也无法回忆起来,或者不愿意将其说出来。但是这件事,在双方的心中都留下了伤害。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我这个血浓于水的儿子来说,应该能够感受到父亲传达给我的心情。当然,这其实也是我的推测,并不是他自己的心情。
       1939年8月20日,第二十联队从中国返回了日本。父亲终止了一年的兵役,来到西山专门学校继续学习。这一年9月1日,德国军队进攻波兰,欧洲也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开始了混乱动荡的时期。当时,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必须在军营待两年,为什么父亲只服了一年兵役就结束了呢?这个我也不知道。现役学生的身份,可能是他退伍的一个原因。

兵役结束之后,父亲继续学习,仍旧对吟咏俳句情有独钟。
       1941年春天,父亲从西山专门学校毕业,这一年9月底,他接受了政府的临时征兵,10月3日,再次服兵役。回到的部队是步兵第二十联队,后来他又被编入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
       1940年,第十六师团去了满洲进行永久驻扎,另一方面,代替它在京都师管区集结的是留守第十六师团的主干部队第五十三师团,它们属于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以及师团所属的辎重兵部队(顺便说一句,水上勉在战争末期,也属于这个部队)。或许是因为紧急整编造成的混乱局面,父亲最终应征去了福知山的部队。我听父亲讲过一些当时的事情,一直都以为父亲从第一次征兵时起就在福知山工作了。五十三师团在1944年的战争末期,曾被派往缅甸,参加了白骨街道(インパール)会战,同年12月到转年3月,他们与英军在伊洛瓦底进行会战,逐渐开始不支,走入了要全军覆没的边缘。辎重兵第五十三联队也与协同师团,一起参与了这场激烈的战斗。父亲的俳句老师,俳句诗人铃鹿野风吕(1887年——1971年,曾求学于高滨虚子,是《杜鹃杂志》(ホトトギス)参与者之一。现在在京都有“野风吕纪念馆”)的《俳谐日志》里面,对1941年9月30日有所记述:“归来,踏着雨后的泥泞道路……如若归来,和军事公用一起。这是秋天,我要第二次作为国家的御盾千秋”。所谓“军事公用”,就是召集征兵的邮件。俳句的意思是“作为男子的我,面对国家的危机关头,必须要为国家做盾牌”。
       当时,人们除了吟咏爱国的诗句之外,别无他法。特别是“再度”这个词里面,隐含着一种彻底死心的情感。他本人如果在静谧的生活中,应该会成为一个学者,但是激荡的时代没有给他很多的选择。

第十六师团的覆灭
       然而意外的是,在接受征兵仅仅两个月后,11月30日,父亲突然被解除征兵。也就是说,应该服兵役的他突然回到了社会。11月30日,正是珍珠港事件爆发8天前。如果是珍珠港事件之后,这样宽大的措施肯定是不可能出现的。我后来听父亲说,他是多亏了一个上官的帮助才捡回一条命。当时,上官跟被称作上等兵的父亲说:“你曾经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然后来到军队,为了勉励你做学问,也为了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因此父亲就被排除在了军务之外。父亲的这件事,是否是一个上官就能决定的,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不认为,作为文科生而不是理科生的父亲回到大学去学习俳句,能够“为了国家”做出什么贡献(除非用臆想中的长远眼光)。父亲并没有说什么,大概里面有鲜为人知的细节。总之,他通过解除军务,重获自由之身。……意义颇深的插曲是,父亲所说的话和事实并不相同。查阅京都大学的“学生一览”,父亲是1944年10月才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科的。那样的话,“你在京都大学学习”这句话就是不对的。也许是我的记忆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混乱,或者是由于这些话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有可能是母亲的记忆有差错。但是今天,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确认了。现在,我母亲的记忆也彻底模糊了。不管怎么说,根据记录,父亲是在1944年10月入学的,1947年9月毕业。从1941年秋天被解除征兵,到京都大学上学期间,二十三岁到二十六岁这三年,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猜想,可能父亲一边在老家的寺院帮忙,一边在大学学习写俳句。实际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这又是一个谜。
       父亲接受了不用被征兵的命令之后就离开了部队。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在满洲的驻屯军第十六师团乘坐运兵船来到了菲律宾参加战斗。第二十联队则在1941年12月24日,在吕宋岛拉莫湾登陆,遭遇美军和菲律宾军队激烈的抵抗。战斗中,曾经在柏林奥运会撑杆跳高中与西田修平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大江季雄(少尉),因胸口中弹而死。大江是舞鹤人,恰巧是在作为军医的哥哥的臂膀中咽气的。在吕宋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师团,后来又被命令去攻打要冲巴丹半岛,在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军火力之下,军队遭遇了毁灭性打击。美军放弃了马尼拉这座“不设防城市”,日军没有遭遇抵抗,美军九个师团八万兵力获得了保存,来到了山中。参谋本部没有预估到美军已经在巴丹半岛配备了严密的防卫线,因此仍旧派装备不充足的战斗部队到了前线。于是,就有了下面悲惨的结果。这些军队在密林中被包围,承受着密集的炮火,被最新型威力巨大的战车群蹂躏。根据《福知山联队史》记载,1942年2月15日,步兵第二十联队连队长以下只剩下378人,其它文献的记载更为简洁,师团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士兵在留下的书中写到:“(前略)由于战局判断失误,很多战友都死去了,他们射击没有子弹,吃饭没有粮食,步兵倒在了阵地上,炮兵倒在了大炮上,全部都在巴丹半岛变成了护国之鬼,这个地方是养育福知山联队的本土人永远不能忘却的地方。”在这种极限的困难中,巴丹攻略战一直到当年4月份才最终结束。结束之后,“几乎被全歼”的十六师团又再次补充了兵源,作为防卫部队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他们在菲律宾各地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游击队。到了1944年4月,战局继续恶化,他们被派往马尼拉南方的要冲莱特岛,负责当地的防卫任务。随后,到了这一年的10月20日,他们和美军大规模的登陆部队进入了交战状态,同月的26日,几乎被全部消灭。到底是在吕宋岛防御美军对菲律宾的进攻,还是在莱特岛进行防御,当地的指挥部和大本营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急急忙忙在莱特岛布防的部队,以半途而废的态势投入战斗,是这次败退的主要原因。第十六师团经受了激烈的舰炮射击,也与登陆军在水边进行了战斗,人员损失大半,后来又退回到内陆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的补给完全断绝,又遭到后方游击队的骚扰,在如此混乱的战局之下,残兵败将不断增多,这些士兵在饥饿和瘟疫的侵袭之下最终倒下。特别是,我还听说有些人因为饥饿过度,甚至开始吃人肉。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拥有18000名士兵的第十六师团,最终仅有580名士兵生还,死亡率多达96%以上,真的可以算是“玉碎”了。也就是说,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队,在战争初期和末期经历了两次“几乎被全歼”,真可谓是悲惨命运的部队。
        父亲记述的“送命的事”,大概就是指作为第五十三师团的一员,在战争末期没有去极度悲惨的缅甸前线这件事吧。但是在巴丹半岛和莱特岛,曾经第十六师团的战友的尸体,一定在父亲脑中。如果父亲遭遇不同的命运,他很可能和曾经的第十六师团部队一起来到菲律宾,说不定在那场战役中——也许是在巴丹半岛,也许是在莱特岛——战死,如果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我了。恐怕,我也应该说这是“幸运的事“。但是,他只是保住了自己一个人的性命,曾经的战友们却死在了遥远的战场上(他们的遗骨,很多都在荒郊野地里)。对于父亲来说,这是非常心痛的事,也是非常内疚的。考虑到这一点,我就能理解父亲每天早上花费长时间闭目,用心念经。

终战和我的诞生
       父亲进入京都大学后,在昭和20年6月12日又被征兵,然后第三次管理军务。但是这回所属的部队并不是第十六师团,也不是第五十三师团,不论是哪个部队,父亲都可能和它们共同毁灭,父亲也就不存在了。这一回,他作为上等兵被分到了中部一四三部队,这是一个负责国内勤务的部队,驻扎的地点并不清楚,也不清楚是汽车部队还是与辎重有关的部队。但是两个月后,也就是8月15日,战争结束了,10月28日,父亲就正式解除了兵役,再次回到大学。不管怎么说,父亲总算是在悲惨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这个时候,父亲已经27岁了。我出生在昭和24年,也就是1949年1月。父亲是在昭和22年9月通过学士考试,进入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继续学习。由于已经到了年龄,所以就结婚了,并生下了我。于是,父亲不得不中断学业,为了生活费来到西宫市甲阳学院去做国语教师。父亲和母亲究竟是因为什么缘分而结婚,我不知道详细情况。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住在京都和大阪,有一段距离,所以有可能是由了解他们的中间人相互介绍的吧。母亲曾经有一个心上人(是个音乐教师),结果对方在战争中牺牲了。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曾经在船场拥有一家店,后来由于美军的空袭,全部被烧。她一直记得,她在美军格鲁曼战斗机的机枪扫射中,在大阪街道四处躲避。战争让母亲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也多亏了战争,让我终于能够存在于世界上。
       总之,我出生在京都市伏见区。但是当我懂事的时候,我们就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夙川,到了12岁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旁边的芦屋市。虽然我的出生大体在京都,但是就我自己的现实感觉也就是心理状态来说的话,我认为我是出生在阪神间的。与关西一样,阪神间和京都、大阪、神户在语言上也有微妙的不同,大约在对待事物和思考方式上也有很多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我对风土的感受,可能与出生并成长在京都的父亲、出生并成长在别的地方的母亲有所不同。
       现在96岁且还健在的母亲,是大阪的樟荫女子大学国文科毕业的,以前是国语教师,在母校(我认为,大概是樟荫女子学校)教书,后来由于结婚,就辞去了工作。顺便说一句,1964年的时候,田边圣子获得芥川赏,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忽然记起了什么,她说:“啊,这个人我认识。”田边是樟荫女子专门学校出来的,可能她与我母亲有交集。后来听母亲说,我小的时候,父亲的生活是非常颓废的。战争残酷的体验在父亲身上,让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走上了错误的方向,他的内心有深深的挫折感,对生活感到厌倦。他会喝好多酒,有时候好像还打学生。但是,随着我的成长,他的脾气和行动渐渐变得温和。虽然时不时也会表现阴郁,不高兴,喝很多酒(母亲也经常抱怨),但是作为家中的男孩子,我在家里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回忆。

大概各种各样复杂的想法在他的心中逐渐沉淀了,我可以看到他相当镇定的一面。
       我能看到他做事公平,是非常优秀的教师。父亲死的时候,很多他教过的学生来到我们家,我也特别震惊,仿佛这些学生非常怀念和仰慕父亲。父亲教的学生中,很多人变成了大夫,也多亏了他们,让父亲在与病魔作斗争期间获得了不少的安慰,能够给他带来很多快乐。顺便说一句,母亲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师,后来因为生我,她变成了专职主妇,但是她曾经教过的学生(对我母亲来说,他们年龄没有什么变化)经常来家里玩。这可能是我自己后来不愿意做老师的原因。
       孩童时代,我对父亲的记忆主要是我们会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周日一早,我们起床后会打开报纸,寻找近期电影院上映的电影(现在我不知道情况如何了,但是当时在西宫有很多电影院),如果发现有趣的,我们就会骑自行车前去观影。逐渐的,开始上映美国电影,尤其是西部剧或者战争电影。父亲虽然不去讲述战争体验,但是却不特别拒斥战争电影。1950年代的电影,比较让人记忆犹新,约翰·福特的电影几乎都看了,沟口健二的《赤线地带》和《新·平家物语》以及丰田四郎的《濹东绮谭》等等。因为“电影不适合小孩子看”的理由,有时候父亲会和母亲两个人去看,让我一个人待在家中(至于为什么不适合小孩子看,当时我并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到甲子园球场去看棒球训练。父亲一直到去世之前,都是阪神老虎队(タイガース)粉丝,阪神队如果输了的话,他会非常不开心。我有时候会在中途不去支持阪神队,可能也与这个经历有关吧。成为教师之后,父亲对俳句的热情还一直持续。桌子上经常会放旧的用皮革装订的季语集,闲暇的时候他就会反复仔细地翻阅。对于父亲来说,他对待季语集就相当于英国传教士对待《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句集有多少册,我现在已经无法推测了。这些书是怎么做出来的?到底是学校学生们集结的,还是父亲的俳句同好会们做的,或者是父亲指导对俳句有兴趣的学生们的作品,或者是开俳句会议集结的呢?还有,作为小学生的我,不知多少次带着它外出。有一次在爬山的时候,在滋贺的石山寺内,有人告诉我松尾芭蕉曾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开俳句会。具体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那天午后的情景,至今都鲜明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总结
       我写这篇关于个人经历的文章,最想表达一件事,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我其实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人的儿子,但如果坐下来好好深究就会更清晰地看到,其实这不过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最终都是将一个偶然的事实当成独一无二的事实生活的。换言之,我作为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自己的思考,一滴雨水也有雨水的历史,应该继承一滴雨水的责任。这让我不能忘却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就算有一天,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被某个地方吞没,丧失了作为个体的轮廓,被整体的东西替换掉,就算有一天会消失。不,或许应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经历会被整体的东西替换掉,我们才更不应该忘记。到现在,我还时不时想起夙川家中院子里那棵高高的松树。在松树的树枝上,我还是能想起那只小猫,那只小猫虽然现在已经变成累累白骨,但可能还是无法在记忆中淡去。在那里,我会想起死亡这件事情,想到它可能坐在树枝,看着遥远让人感到眩晕的地面上,非常难地朝着这个地面垂直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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